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中國有識之士痛感學習西方之必要，翻譯活動又逐漸興起，在中國翻譯史上形成又一個新階段。馬建忠 (1845～1900)強調(diào)譯事之難。梁啟超(1875～1929) 鼓吹佛典翻譯之高明。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(1853～1921)在幾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。在《天演論》序中他說：“譯事三難：信、達、雅。”“信”是忠于原作,"達"是忠于讀者,"雅"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。信、達、雅雖然只三個字，但體現(xiàn)了作品、讀者、語言三者之間的關(guān)系。在嚴復那些譯本當中,《天演論》接近意譯,《原富》則近于直譯。他說：“是譯與《天演論》不同,下筆之頃，雖于全節(jié)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，然于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。”不過他對本書“繁贅而無關(guān)宏旨”的地方，則又有所刪除。在《群己權(quán)界論》譯凡例中他說：“原書文理頗深，意繁句重，若依文作譯，必至難索解人，故不得不略為顛倒,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。”可以看出,《天演論》是意在達旨的述譯,《原富》是辭義無所顛倒的嚴譯,《群己權(quán)界論》是不依文作譯的寬譯。但是不論譯法如何,有一點是始終如一的：即避免按字直譯，努力用新的詞或詞組以求詞義的全部傳遞。例如evolution 中文沒有與之相應(yīng)的詞,于是采用“天演”一詞;liberty這個法制觀念中國當時還沒有，于是用"群己權(quán)界"這一詞組。嚴復對于西文詞義的翻譯作出了可貴的嘗試，但是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開展。

　　“五四”運動以后，中國歷史進入了現(xiàn)代，翻譯的重要性遠邁前古。中國新文學的興起同翻譯是分不開的。第一個重視翻譯并大力加以倡導的人是魯迅。魯迅主張直譯。他這樣做的目的是：在介紹外國思想以供借鑒的同時，還要通過譯文改造我們的語言。1931年12月28日他在給瞿秋白的信中談到嚴復。他說：“他的翻譯，實在是漢唐譯經(jīng)歷史的縮圖。 中國之譯佛經(jīng)， 漢末質(zhì)直，他沒有取法。六朝真是‘達’而‘雅’了，他的《天演論》的模范就在此。唐則以‘信’為主，粗粗一看，簡直是不能懂的，這就仿佛他后來的譯書。”魯迅不主張譯文完全中國化。不完全中國化的譯本“不但在輸入新的內(nèi)容，也在輸入新的表現(xiàn)法。”他認為中國語法不夠精密。“這語法的不精密，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，換一句話，就是腦筋有些胡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