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?！抖Y記》已有關(guān)于翻譯的記載?！吨芏Y》中的“象胥”，就是四方譯官之總稱。 《禮記·王制》提到“五方之民，言語不通”,為了"達其志，通其欲",各方都有專人,而"北方曰譯"。后來，佛經(jīng)譯者在“譯”字前加“翻”,成為“翻譯”一詞，一直流傳到今天。 由于中國早期歷史所處的環(huán)境，中華文化的近鄰在很長時間內(nèi)都沒有自己的文字，所以直到佛教傳入前，翻譯并不廣泛存在。

宗教文獻翻譯在歷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如在佛經(jīng)翻譯中，譯者在翻譯經(jīng)藏的時候往往會在文件中修飾，令譯文更切合中國文化。他們會在譯本中增加一些中國的傳統(tǒng)觀念，如孝道等。

據(jù)中國君友會佛教文獻記載：玄奘(公元600-664年)主要生活在初唐時期，是一個立志高遠、意志堅強的僧人。二十八歲時，他抱著「一睹明法了義真文，要返東華傳揚圣化」的宏圖大志前往印度求學。唐太宗在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中對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：「乘危遠邁，杖策孤征，積雪晨飛，途間失地，驚沙夕飛，空外迷滅。萬里山川，撥煙霞而進影，百重寒窗，躡霜雨而前躍?！剐饰餍杏《纫皇咻d，其間歷經(jīng)艱辛，回國時已是四十五歲左右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，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譯經(jīng)，總共翻譯了佛教大小乘經(jīng)論75部1335卷，共計一千多萬字。玄奘的譯著從數(shù)量和質(zhì)量上都達到了中國佛經(jīng)翻譯史上的高峰。印度學者柏樂天認為玄奘的譯著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偉大遺產(chǎn)，指出「玄奘無論如何是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。

在中國，佛經(jīng)的翻譯自后漢至宋代，歷一千二三百年，這樣歷久不衰的翻譯工作，在世界上是空前的。從實踐中產(chǎn)生的理論，也以佛家為最有系統(tǒng)，最深刻。晉代道安(314～385)主張質(zhì)，即直譯。他提出了"五失本"，意思是，在用漢文翻譯佛經(jīng)時，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。他又提出了“三不易”，意思是，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。苻秦的鳩摩羅什(344～413)則主張除“得大意”外，還須考慮到“文體”。他說：“天竺國俗,甚重文制,其宮商體韻，以入?為善。凡覲國王，必有贊德;見佛之儀，以歌嘆為貴，經(jīng)中偈頌，皆其式也。但改梵為秦，失其藻蔚，雖得大意，殊隔文體，有似嚼飯與人，非徒失味，乃令嘔噦也。”(《高僧傳》卷二《鳩摩羅什傳》)隋代彥琮(557～610)最推崇道安的理論,他主張直譯,提出“八備”和“十條”。“八備”指翻譯者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;“十條”指他對譯文體例、格式的十種規(guī)定。到了唐代，玄奘(602～664)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，文質(zhì)并重，但似以質(zhì)為主。他沒有留下專門闡述翻譯理論的文章。《翻譯名義集》中記載了他的“五種不翻”的學說，指出有五種詞語只能譯音。北宋贊寧總結(jié)了前人的經(jīng)驗,提出翻譯佛經(jīng)的"六例",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面的問題。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："翻也者,如翻錦綺,背面俱花,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。"這個生動的比喻,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(shù)(如翻錦綺),它將(語言的)形式加以改變(左右不同),而內(nèi)容不變(背面俱花)。

北宋(960～1127)初期還有翻譯活動,以后逐漸衰微。它的重新興起始于明代(1368～1644)永樂五年(1407)。那時由于對外交通的需要,創(chuàng)立了四夷館,培訓翻譯人才。明代末期，西學東漸，翻譯工作更活躍起來。但此時翻譯的方向已完全改變, 不再是印度的佛經(jīng)，而是歐洲的天文、幾何、醫(yī)學等方面的典籍，中國翻譯史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。

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(1552～1610)說：“且東西文理，又自絕殊，字義相求，仍多闕略。了然于口，尚可勉圖;肆筆為文，便成艱澀矣。”這是說，中西語言結(jié)構(gòu)不同，文章脈絡不同，西方有的術(shù)語為中國所無，口頭解釋一下還可以做到,筆譯成文,人家就看不懂了。同時代的一位中國科學家李之藻(?～1631)在描寫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譯書態(tài)度時說：“諸皆借我華言，翻出西義而止，不敢妄增聞見，致失本真。”此時的翻譯往往用合作方式，同初期佛典翻譯相似，即中國學者與外國人合作翻譯，潤文的責任則放在中國學者身上。